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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6月25日下午,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来到洛阳白马寺,依次参观了大佛殿、大雄宝殿和印度高僧摄摩腾祖师墓地。每到一处,瓦杰帕伊总理都敬香默祷。

瓦杰帕伊总理还欣然为寺院题词:这座寺院是中印之间建立联系的第一座建筑物,我向建立这种联系的先驱者表示敬意。

因为瓦杰帕伊总理的到来,白马寺这座人称“中国第一古刹”的千年名寺再次被推到聚光灯下。

实际上,瓦杰帕伊不是访问白马寺的第一位印度总理,早在1993年,印度的另一位总理拉奥就已访问过白马寺。

两位高僧带来佛教文化

印度总理访问白马寺,很容易将人们的思维拉向1900多年前,让人们想起1900多年前的两位印度僧人。

白马寺的建立与1900多年前的两位印度僧人有莫大关系。这两位僧人就是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

据东汉牟子《理惑论》及郦道元《水经注》等记载:东汉永平七年(公元64年),汉明帝刘庄夜宿南宫,梦中见一金人,身高丈六,在皇宫的庭院中飞翔。第二天,汉明帝就召集大臣,讲了自己的梦中所见,并问大家这个梦是吉是凶。太史傅毅回答说:“臣听说西方有位神,这位神的名字叫佛,佛的形象同陛下所梦见的一样。”

汉明帝听罢,立即派大臣蔡愔、王遵等18人出使西域,拜求佛法。蔡愔、王遵等奉命西行,抵达大月氏国(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在大月氏国,蔡愔等人正巧遇到在当地游化宣教的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二位大师,并见到了佛经和释迦牟尼白毡佛像。东汉使者就诚恳邀请二位高僧东赴中土弘法宣教。

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使和二位高僧用白马驮着佛经、佛像同返国都洛阳。汉明帝对来自印度的二位高僧自是重礼相待,并将他们安置在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官署——鸿胪寺暂住。

第二年,也就是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汉明帝下令在洛阳城西兴建寺院。为了铭记白马驮经之功,便命名这座寺院叫白马寺。自此,在东土大地,洛河之滨,天子脚下,诞生了中国最早的佛寺——洛阳白马寺。

正因为此,洛阳白马寺被称为“释源”、“祖庭”。

白马寺建成后,摄摩腾、竺法兰二位高僧就移居于白马寺翻译佛典,讲经说法。他们在寺内清凉台上共同译出了中国第一部汉文佛经《佛说四十二章经》。汉明帝非常珍视这部宝典,因此下令将其藏于兰台石室第十四间。

其后,佛教就在中国传布开来,日趋兴盛。

1900多年,弹指一挥间。

1900多年中,多少世事更替,朝代兴衰,人间轮回,物是人非,烟霭飘渺,然而,位于古都洛阳东12公里处的白马寺依然巍峨。白马寺北依巍巍邙山,南望清清洛水,在古柏苍松掩映之下,钟声常鸣,法香远溢,一派佛门“净土”特有的清幽气象。

白马寺被中外佛教界公认为“中国第一古刹”,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发祥地,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实际上,如今的白马寺,早已不是汉明帝时的白马寺,而今天的中国佛教也绝非摄摩腾、竺法兰两位印度僧人带来的印度佛教的简单翻版。印度佛教经典和中国文化融合后,形成了庞大驳杂的佛教文化,成为中国博大精深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场比试奠定佛教地位

从初创到今天,白马寺已走过了近2000年旅程。随着王朝更迭、世事变幻,白马寺这个神圣的礼佛之地,也和人间的万事万物一样,经历了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佛教传入中国后遭遇的第一次阻击是焚经台一事。在如今白马寺以南偏西处的陇海铁路两侧,各有一个约呈方形的夯土圆丘。丘前原有一碑,为白马寺住持德浩法师于1936年所立,上书“东汉释道焚经台”七字。此碑现在白马寺内。

据金代《重修释迦舍利塔记》载,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重修白马寺齐云塔时,曾立“左右焚经台两所”。后来明代的《重修白马寺塔记》又说:“寺创于汉明帝时,西僧摄摩腾、竺法兰焚经台在焉。”

文献记载中最早提到焚经台一事的,是收入《广弘明集》第一卷的《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焚经台一事大致是这样的:白马寺建成后,五岳十八山观和太上三洞的道士贺正之、褚善信、费叔才、吕惠通等690人上表汉明帝,指斥佛教虚诳,表示愿与“西域胡僧较试优劣”,以论真伪。

作为一个皇帝,一个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汉明帝对于臣民这样的建议当然是求之不得。从内心里,他也很想知道佛教的法力,他更想证明自己的正确。

于是汉明帝就命人在白马寺南门外修了两个高坛。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正月十五元宵节那天,道士捧道教灵宝诸经六百余卷登上西坛,佛教僧人则捧佛像、佛舍利和《四十二章经》登上东坛。登上坛顶后,双方分别用火焚烧本教的经典。据记载,道经遇火就化为灰烬,随风飘去。佛经、佛像、佛舍利却遇火不燃,“唯见五色祥光烛天”,盘旋如盖,将在场的所有人都遮盖了。汉明帝与群臣当然是“叹未曾有”。可怜的是,褚善信、费叔才当场气死,吕惠通等620名道士随后弃道从佛。

焚经台一事所反映的,是佛教来华以后,佛教与道教之间最早发生的一次斗争。

这次焚经事件更多的可能只是传说,但佛教遭遇道教的挑战想来也在情理之中。自古以来,但凡新生事物,没有一件不是历尽坎坷的,佛教也不例外。

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文化传到中国,必有一个被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界认识、理解、接受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佛、道、儒之间发生争论,不但是正常的事,而且对于佛、道、儒各自在理论上的发展和在社会上影响的扩大和深入,都有积极的作用。佛教是博大、宽容之教,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也是博大、宽容之学。所以,佛教和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佛、儒、道相互之间的关系,看主流,看大局,应该说是和平共存于中国社会,在中国历史上得到共同的发展进步,为教化中国社会各自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是佛与儒、道相互关系的基本方面,即主要方面。

千年风雨铸就佛教辉煌

焚经台作为佛、道关系史上的一个遗迹,只能说是反映了佛教在华传播的曲折进程。

但佛教的这次胜利并没有让白马寺太平多久。白马寺创建大约120多个春秋之后,在东汉末年的兵火战乱中,第一次遭到了破坏。

东汉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年),曹丕逼汉帝刘协“禅位”,自立为帝。当年12月,在东汉洛阳城的废墟之上,曹丕重新营建了洛阳宫,古都得以逐渐恢复。在曹魏建都洛阳后,魏明帝曹叡曾大兴土木,营建宫殿、台观,大修园林,白马寺也得到恢复。

西晋代魏后,白马寺仍居众寺之首。但随后就是“八王之乱”、“永嘉之乱”,长期的战乱之中,白马寺再一次遭受严重破坏。

北魏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魏孝文帝拓跋宏来到洛阳。此后,佛教在中国广泛传播,建筑师们在中国传统建筑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寺院建筑,逐渐形成了中国化的风格。

就在这样的坎坎坷坷中,就在这样的屡毁屡建中,就在这样的被供奉与被践踏中,就在这样的顽强与脆弱的碰撞中,白马寺一路跛行,中国佛教一路跛行,走进了隋唐两代,走进了鼎盛时期。

隋文帝杨坚曾诏布天下,“任听出家”,并令各地按人口出钱营造佛像。

到唐代之时,佛教传入中国已将近千年。这时候,中国式的佛教已经完全形成,各个寺院都有了自己的产业,出现了雄厚的寺院经济。中国僧徒各自诠释佛经和阐述教义,形成了中国佛教八大宗派。

迎来辉煌的同时,白马寺和中国佛教也迎来了自己更大的灾难,迎来了自己新的涅槃。

2003年夏天的白马寺,赭红色的山门显示着一种庄重和威仪。2003年夏天印度总理瓦杰帕伊的到访,把2003年和一千九百多年前联系在了一起。

2003年的夏天,白马寺再次向人们证明了它在中国佛教界的地位。

2003年的这个夏天,也让人们记起了10年前的1993年。

1993年9月8日,印度总理拉奥一行到白马寺参观礼佛。白马寺海法方丈(已故)将印度高僧摄摩腾翻译的《佛说四十二章经》和他本人题写的“中印友谊佛为缘”赠送给拉奥总理,拉奥总理也向白马寺赠送了一尊高1.50米的释迦牟尼青铜像,并欣然题词:

我非常高兴参观这座神圣的寺院,这座著名的寺院曾经是印度学者带着佛音初次到达中国的地方,这里是印中人民之间的一块伟大圣地,我们怀着印度人民的虔诚和深情向它捐赠一尊释迦牟尼佛像,这将使到这里的佛教徒和观光者记起印中之间持续不断的密切关系。

10年之内两位印度总理光临,这当然是白马寺的无上荣耀。

实际上,在将近两千年的旅程中,作为释源祖庭,白马寺曾经拥有许多这样的荣耀和辉煌。

唐时白马寺规模空前地位尊贵 寺内僧众三千余人

2003年的白马寺,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唐代。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唐朝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朝代。它是一个极盛的朝代,是一个兼容并蓄的朝代,是一个恢弘大气的朝代。

正是在这样一个朝代,白马寺迎来了自己的鼎盛时期。唐太宗、武则天这些历史上名声显赫的人物,都曾大修白马寺。在多次大修之后,白马寺达到了空前的规模,地位也无比尊崇。

唐太宗李世民在统一全国后,曾下令在“交兵之处”建立寺刹。他又大力资助由印度取经回来的玄奘,设置译场,翻译佛经。

唐太宗是历史上最负盛名的好皇帝,但是在晚年,他非常害怕死亡。佛法所提出的“三世”让唐太宗心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所以他很关注佛教。因爱玄奘之才,唐太宗曾亲自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宣扬佛法。他还下令度僧尼1.8万余人。唐太宗之后的高宗、中宗、睿宗都是佛教的忠实信徒。

武则天当政之时,更是大力提倡佛教,到处建佛像,修寺院。当时的佛教寺院可与宫室相媲美,极尽奢华。在武则天之后,唐朝的皇帝也大多信佛,其中肃宗、代宗还在皇宫内设道场,养了数百个和尚在里面早晚念佛,宪宗还举行过迎佛骨的活动。代宗时下诏,官吏不得“箠曳僧尼”,僧尼犯法也不能绳之以法。据史书记载,当时关中的良田多为寺院所有。

提到唐代,又与白马寺相联系,很多人会联想到武则天和薛怀义。在一些旧小说里,他俩被描写为一对荒淫的男女,或者简单地说,薛怀义是武则天养的“宝”,是一个被女皇武则天宠爱的男人。在旧小说中,薛怀义是一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强抢民女的僧人。他仗着受宠于武则天,不知干了多少坏事,当然最后也落得个恶有恶报。不管小说里的故事是真是假,这也仅仅是“小说家言”,也只能是男权意识对武氏称帝的“下流”反叛情绪的暴露,丝毫无损于武则天的政治作为和对佛教文化的推进作用。

据史籍记载,武则天主持朝政后,佛教和政治紧密结合,洛阳呈现出空前的宗教热潮。武周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武则天下诏大修白马寺,并指派薛怀义为白马寺住持。在薛怀义的主持下,白马寺广修殿亭楼阁。中国第一古刹在薛怀义时代成为空前雄伟壮观的大寺院。

传说唐代白马寺的规模异常宏大,其山门几乎直抵洛河北岸。因为僧人居住的地方离山门太遥远了,步行要走很长时间,所以到了晚上,僧人必须骑马去关闭山门,这就是所谓的“跑马关山门”。当时寺内僧人有3000余人。

由于白马寺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为中日文化交流作出过重大贡献的著名高僧鉴真和尚,也曾来到“祖庭”、“释源”白马寺瞻仰朝拜。

今日白马寺 既是千年名刹 又是4A景区

新中国成立后,白马寺再次受到关注。党和政府非常重视和关怀白马寺的管理和建设,先后于1952年、1954年、1957年、1959年拨专款对白马寺进行重修。

1961年,国务院公布白马寺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72年,对于白马寺来说,又是一个特别的年份。这一年,柬埔寨国王西哈努克亲王参观了白马寺。为了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亲笔批文,从故宫调拨一批文物给白马寺,同时对白马寺进行了大修。

1983年,白马寺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寺院。1984年,白马寺正式移交僧人管理。在洛阳市委、市政府及市宗教局的直接关怀下,白马寺进行全面修复,翻修了主要殿阁,彩绘了天棚、梁、架、斗拱,油漆了门窗、殿柱,并广聘新老艺人塑造佛像。

1995年4月6日(农历三月初七),洛阳白马寺举行了中华古佛归宗庆典法会。

据传说,世界上仅有两尊造型奇美的拇指大的佛像,这两尊佛像源于中国东汉时期,始塑于洛阳白马寺,后流落民间,先传入西域后流至东南亚。如今,这两尊佛像分别收藏于泰国博物馆和泰国一富商的密室之中。为了加强泰中两国佛教界的友好交往,泰国将此佛像复制成0.97米高的铜质镀金佛像两尊,于1994年11月在北京广济寺由中国高僧共同主持开光。开光后其中一尊迁回泰国,由泰国信徒供奉,另一尊归宗于中国释源白马寺。

为庆祝古佛的回归,白马寺举办了中华古佛归宗庆典法会。这次庆典法会除邀请中国佛教协会、诸山长老、耆宿大德及省市有关领导等参加外,泰国方面派遣了由副僧王率领的佛像归宗团前来观礼。

今天的白马寺,功能已与历朝历代不同,它是一座寺院,但也是一个景点。

近几年来,古老的白马寺进行了大规模、高标准的现代化维修和扩建。

从1999年10月始,白马寺投资2000万元进行了大规模的内外环境治理整顿。今天的白马寺旅游区占地面积达200亩,寺门前绿草如茵,开阔平坦,寺院内苍松翠柏,花香四溢。白马寺的建筑雄伟壮观,具有典型的中国佛寺特色。它坐北向南,为一长方形的建筑群,共有殿堂百余间。

白马寺内的主要建筑都分布在南北向的中轴线上。从山门方向往里走,你会先后看到五重大殿,依次为天王殿、大佛殿、大雄殿、接引殿、毗卢阁。从前到后,各殿的建筑依自然地势渐次升高,使主要建筑层次分明。中轴线两侧为附属建筑,左右对称。整个建筑群结构严谨,布局合理,充分体现出中国古典建筑的风格。

寺院的山门也叫三门,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大门。寺院的大门为何称为山门或三门呢?寺院之所以把大门称为山门,是因为佛教寺院多建在深山幽谷之中,故称寺院的大门为山门。至于把大门称为三门,其中的缘由是:三门代表的是佛教中的“三解脱门”——空门、无相门、无愿门。

白马寺的山门为牌坊式,歇山顶,覆以灰色筒瓦。有三个门洞,皆以青石券砌,中央门洞高3米,宽2.6米。部分券石上刻有工匠姓名,如左仲、李伯等。这些都是东汉遗物,也是白马寺内现存年代最早的文物。

与时俱进,2001年1月,白马寺被国家旅游局命名为首批AAAA级景区。

站在白马寺山门前可以看到,“白马寺”三个字柔和祥润,闪着金光,而4A的牌子就紧挨着这三个字。

白马寺,一个一千九百年前就响彻神州的名字;4A,一个现代新概念。白马寺回忆着过去,也拥有着现在。白马寺,中国佛教的释源祖庭,这个经历了一千九百年荣耀和失落的寺院,它依然具有无限的包容性,它依然具有无限的开放性。

白马寺之前世 在坎坷中艰难前行

按照对宗教的世俗化理解,佛法无边,佛的力量广大无比。人们也许不会忘记,神话《西游记》里的如来佛,能够把一个跟斗翻十万八千里的孙悟空“罩”在手中,他能解决天地至尊玉皇大帝都不能解决的难题。

然而,陪同记者的白马寺僧人释性斌认为:“很多人对佛法是有误解的,我们所说的佛教,本质上是一种教育,是佛陀的教育。这与中国的孔老夫子,有很多相似之处。佛教讲的是宇宙人生的道理。”

早在三国时期,佛教中人就认同儒家文化。《高僧传》卷一《康僧会传》载:孙吴时,康僧会即已宣称:儒典之格言,即佛教之明训。

作为一种教育的佛教,同万事万物一样难免会有七灾八难。所以白马寺并没有永远生长在唐代的繁盛里。虽然是佛门圣地,但白马寺同样躲不过天灾人祸,是是非非。

在白马寺建寺后的近两千年时间里,仅大的劫难就有东汉末、西晋末、北魏末、北宋末、金末、明末,共6次。

唐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

安禄山是个过惯了马上日子的人,他可不管你佛门不佛门。在对东都洛阳掳掠烧杀、极尽破坏之能事后,在把洛阳文明团巴团巴当作手纸随意丢弃后,安禄山并没有放过白马寺。

“安史之乱”后的一个秋雨之夜,唐代著名诗人张继夜宿白马寺。面对曾经辉煌一时,如今却满目断残、荒凉冷落、香火不再、破败不堪的白马寺,张继一时愁肠百结,心情悲凉,随即写下了《宿白马寺》一诗:“白马驮经事已空,断碑残刹见遗踪。萧萧茅屋秋风起,一夜雨声羁思浓。”

此后不久,白马寺又遭受了另一次打击。会昌年间,唐武宗下诏废除佛教,山野招提和兰若(私立的僧居)4万所被拆除,10万僧人被迫还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官方规定西京留下4座寺院,每寺留僧10人;东京留下两座寺院;其余节度观察使所治州34处可以留下一座寺院。这一次行动中官方共废寺(朝廷赐名号的僧居)4600余所,强制还俗僧尼26万人,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官方还把寺院铜像用来铸钱,铁像铸成农具,金银像收归国库。

因为“释源”、“祖庭”的地位,白马寺幸免于难,但也走入门前冷落的境地。

宋代淳化三年(公元992年),宋太宗下诏重修白马寺,并让翰林学士苏易简撰《重修西京白马寺记》以记之。据苏文记载,此次重修后的白马寺殿堂辉煌壮丽,80尊造像神圣庄严。当时寺内僧人有千人以上。

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朝廷司礼监掌印太监兼总督东厂之职的黄锦大规模整修白马寺,由黄锦撰文的《重修古刹白马禅寺记》碑,保存了关于此次重修的详细资料。此次重修,大体上奠定了今日白马寺的规模和布局。

不幸的是,明代末年,洛阳又遭战乱破坏。白马寺“虽岿然独存,而金粉零星,土木凋残”。至清代康熙年间,在洛阳邑侯高镐的支持下,由如琇和尚主持,白马寺得以重修,“大殿、山门、配殿等,俱灿然陆离”。

清代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接引殿被烧毁,光绪九年(1883年)又重建。

1932年,德浩法师任白马寺住持,修建了山门左右两侧的门头堂、云水堂和天王殿、大佛殿及两侧的客堂、祖堂、禅堂、斋堂;又在寺院东南角、西南角修建钟楼、鼓楼,以青石镶包了印度高僧墓。德浩法师还把两座宋代石马迁置于白马寺山门之外,即现在所见的石马。

白马寺,一个名声显赫的寺院,实际上就是这样一路磕磕绊绊地走过来的。

白马寺之今生 马寺钟声中的祥和生活

2003年夏天的一个中午,释性斌要用餐了,他让店家准备一些素菜。虽然我和他坐在一个饭桌,他还是对我说,你要想吃荤的尽管吃。

与释性斌一样,白马寺内的所有僧众都是普通人。与普通人不同的是,他们有着自己的追求和信仰,有着与普通人不同的生活规律。

说起白马寺的生活规律,不能不提起晨钟暮鼓和马寺钟声。

白马寺山门内有一组东西对称的建筑,东侧为新建的钟楼,位居洛阳“八大景”之列的“马寺钟声”即产生于此。

据说,白马寺原先有一口大钟,每当月白风清之夜,更深人静之时,僧人杵击,钟声四野回响。更妙的是,只要白马寺的大钟一响,远在十几公里之外的洛阳城钟楼上的大钟也会应声而鸣!“洛阳两古钟,东西相和鸣”。这口钟如今正悬挂在大佛殿内。该钟由明代太监黄锦等铸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高1.65米,重1250公斤,造型古朴大方,钟声浑厚悠扬。

古寺肃穆,钟声悠远,每年12月31日夜至次年1月1日凌晨,在白马寺钟楼前都要举行隆重的“马寺钟声迎新年”活动。“听钟声迎吉祥”已成为洛阳传统的大型旅游活动之一,吸引着大批来自国内各地以及日本、东南亚等地的游客。

钟楼以西,是鼓楼。

白马寺的一天以晨钟为开始,暮鼓为结束。通常凌晨3点钟开始,钟楼的钟声就响了,僧人在钟声中开始念诵:“闻钟声,烦恼清,智慧长,菩提增……”钟声要响108声,直到3点半,全寺僧人开始起床,上早殿。4点整,僧人们齐集大佛殿,按戒腊(受戒后安居的年限)高低,分东西站立,然后早课开始。早课约需一个半小时。早课后,僧众下殿入五观堂用早斋,饭后先会于大殿,然后各自回寮房脱衣袍,打扫各自的卫生区。

上午8点,僧人们开始一天的劳作,或看殿或看门或在念佛堂、客堂值班等。白马寺的劳作是半日制, 半天学习,半天劳动。上午劳动的下午学习,下午劳动的上午学习。

按佛教有关戒律,出家人是“过午不食”的。过了中午12点之后,除白开水外,僧人们不吃任何食物。但病人可以不受“过午不食”的约束,所以寺院在下午6点还准备药水(即晚饭)给病人饮用。

晚课于晚7点开始,大约8点30分结束。8点30分到10点为自修时间,在这段时间里僧人或拜佛,或诵经,或参禅。

晚10点整,暮鼓敲响,宣告一天生活的结束。

今天的白马寺已经具备了现代文明特色,制定了一整套制度化管理体系。

1988年,白马寺根据佛教丛林制度,在住持以下设库房、客堂、维那、衣钵四大寮口,负责寺院具体事务,并在每年正月及七月举行“请职”、“退职”、“圆职”仪式,以促进在职者各负其责。

1991年,白马寺根据《汉传佛教寺庙管理试行办法》和《汉传佛教寺庙共住归约通则》,设立了“白马寺民主管理机构”,并制定了《白马寺常住工作制度》,内容包括“僧人守则”、“寺庙管理制度”、“上殿过堂制度”、“财务制度”、“治安制度”、“消防安全制度”、“医疗卫生制度”等。

白马寺僧人也是按月领工资,但很多僧人将工资拿出来用于公益事业。

数年来,白马寺及僧人共向残疾人协会捐款5万余元;1991年夏季,当大江南北部分地区遭受特大洪灾时,白马寺共捐款10多万元;为发展教育事业,白马寺向洛阳教育基金会捐款10余万元;白马寺向希望工程捐款20万元;洛阳建九都路,白马寺僧人捐款3万元……

白马寺之未来 盛世的宏伟蓝图

走在白马寺的曲径亭台间,释性斌语气坚定地说,未来的白马寺会有更大的变化。

作为华夏第一古刹,现代的白马寺对于自己的将来,有着进一步的规划。

未来的白马寺不但要保住国际名寺的地位,还要建成全国佛教文化研究中心、佛事中心和旅游中心。

未来的白马寺还要建佛教大学、佛教艺术展览馆等。

白马寺,一个不断完善着自己的寺院。

第一本汉文佛经 在清凉台上译出

《西游记》里的唐僧取经故事,妇孺老幼皆知,唐僧师徒历经八十一难,终于取得真经,功德圆满,这显示了修佛的艰难。

实际上,取回真经只是佛学路上的第一步,要想有所成就,必须读懂真经。

佛教传自印度,所以最早的佛教典籍都是梵文版的。要让中国人看懂这些典籍,翻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环节。要让人接受,得先让人懂啊!所以在佛教传入我国的初期,译经是僧人们的重要活动。

在白马寺清凉台,陪同记者的白马寺僧人释性斌久久站立。

这是一个特别的所在,这里是中国佛教文化的出发点。

清凉台是个砖砌的高台。这个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地方,有着很多的内涵,它把译经这段重要的历史内容浓缩在了这里。

相传,清凉台原是汉明帝刘庄小时候避暑、读书的地方。后来两位印度僧人摄摩腾、竺法兰来到洛阳,被安排在此居住并译经传教。第一本汉文佛经《四十二章经》就是在清凉台上译出的。两位印度僧人在清凉台上的译经工作,奠定了白马寺作为中国第一译经道场的地位。

印度高僧殿位于清凉台上毗卢阁前东西两侧。东侧为摄摩腾殿,西侧为竺法兰殿。分供摄摩腾、竺法兰之泥塑像。这两位大师,永远留在了中国佛学史上。

摄摩腾(?—公元73年),中印度人。据记载,摄摩腾能解大小乘经,以云游四方、宣扬佛教教义为己任,曾因讲《金光明经》使交战两国和解而声名鹊起。东汉明帝永平年间,大臣蔡愔奉命西行寻求佛法。在今天的阿富汗一带,蔡愔遇到了摄摩腾,遂邀其来汉传教。摄摩腾到达洛阳后,明帝在洛阳城西雍门外为他建起精舍,即洛阳白马寺。摄摩腾在洛阳翻译佛经,传播佛教教义,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东汉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摄摩腾圆寂,葬于白马寺内东侧。

竺法兰的生卒年月不详,也是中印度人。竺法兰自言诵经论数万章,为印度学者之师。竺法兰到洛阳后,与摄摩腾同住白马寺,并很快学会汉语,与摄摩腾一起翻译了《四十二章经》。永平十六年摄摩腾圆寂后,竺法兰又单独翻译出蔡愔从西域带回的《十地断结经》、《佛本生经》、《法海藏经》、《佛本行经》等佛教典籍。由于战乱,竺法兰单独翻译的四部佛经后来都失传了,只有《四十二章经》传了下来。中国所存各类佛经以此经为始。竺法兰60多岁卒于白马寺,葬于白马寺内西侧。

一千九百年后的今天,在白马寺山门之内,东西两厢围墙之下,苍翠茂密的柏树林中各有一座用弧形青石围砌起来的圆冢。东边圆冢的墓碑上刻着“汉启道圆通摩腾大师墓”,西边圆冢的墓碑上刻着“汉开教总持竺法大师墓”。“启道”、“开教”,这就是后人对两位高僧的评价。

佛教多个宗派 在清凉台上相会

东汉以后,清凉台成为白马寺的藏经之所。在白马寺“六景”中,清凉台高居首位。清凉台的中心是毗卢阁。在毗卢阁周围,环绕着配殿、僧房和廊庑等。清凉台在白马寺整个古建筑群中自成格局,被人誉为“空中庭院”。

毗卢阁是白马寺的最后一重大殿,为明代重修。毗卢阁内佛坛上中间主尊为摩诃毗卢遮那佛,简称毗卢佛,意为“大日佛”,象征着光明普照,佛法广大无边。毗卢佛是佛教中一个重要教派——密宗(也叫真言宗)所尊奉的最高的神。

毗卢佛的左侧为文殊菩萨,右侧为普贤菩萨。这一佛二菩萨,合称“华严三圣”,均为清代泥塑像。

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后,逐渐走向兴盛。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佛教宗派。这些宗派之间互相联系,互为影响。这些宗派中比较重要的有禅宗、净土宗、密宗、律宗等。作为“释源”和“祖庭”的白马寺,对于佛教的这种历史现象有明显的反映。

宋元之后,白马寺虽为禅宗寺院,但寺内的接引殿及阿弥陀佛主要是净土宗的内容,而毗卢阁及毗卢佛,则又主要是密宗的内容。

清凉台的东西两侧,分别新建藏经阁、法宝阁各一座,其中供奉着泰国佛教界赠送给白马寺的中华古佛和印度前总理拉奥赠送的释迦牟尼铜像。

中国佛教文化 从清凉台出发

摄摩腾、竺法兰之后,安世高在汉桓帝时来到洛阳白马寺。安世高在白马寺共译出佛经95部150卷。据《开元释教录》载:从东汉至西晋,先后出现译师34人,译出经书700多部1400多卷。这些成就基本上都是在洛阳白马寺取得的。

从东汉到清代,有许多人先后加入到翻译佛教典籍的队伍中。汉译佛教典籍的数量之大,品类之多,实为世所罕见。而这一切的一切,都开始于洛阳白马寺。

三国曹魏嘉平二年(公元250年),佛教界发生了一件非常重大的事。这一年,印度和尚昙柯迦罗在白马寺译出《僧祇戒心》一卷。根据这部佛经的内容,昙柯迦罗主张僧众应遵佛制,守戒法,并请梵僧立羯磨法在白马寺建坛传戒,开中国传戒先河。其后不久,安息和尚昙谛来到洛阳,译出《昙无德羯磨》,并根据戒律的规定举行传戒仪式。

所以东土佛教徒都尊昙柯迦罗为中国律宗鼻祖,白马寺则因此成中国第一座传戒道场。

近年来,这样的传戒大会,在白马寺依然举行。1989年、1990年、1992年、1993年和1996年,白马寺先后五次传授三坛千佛大戒。1993年的传戒大会上,受戒者达到了创纪录的1800余人。据统计,这些受戒者来自全国各地和日本、美国、缅甸、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

中国人出家,有人说始于东汉末的严佛调(安世高弟子),但也有人说,严只是居士,并未出家。如果后一说是准确的话,那么最早出家的名人,应该是三国魏时的朱士行。朱不只是最早出家的,他还曾西行求法。朱士行研究般若,但中土经典有限,于是在魏末(公元260年),他前往西域寻求佛法。在西域,他得到《大品般若》数十万言,于西晋初年命弟子送回洛阳,他后来一直没有回来。

有了戒律的规定,出家人开始逐渐增多,据说到西晋时已有僧尼三四千人,当时仅洛阳、长安就有僧寺近200座。这个时期也有不少人西行求法,著名的有宋云和惠生。他们到达西域许多地方,取来不少经论,并著书记录西行的经过(《洛阳伽蓝记》卷五专记此事)。

后来,经过中国化的佛教由我国东传到高丽、百济、新罗和日本。这些国家都有不少僧人来长安学习佛法。

翻看历史的时候,抑或是翻看野史演义的时候,我们都不能不特别青睐唐代。唐朝时经济文化都很发达,佛教也处于鼎盛时期。

唐代最著名的佛教人物莫过于玄奘。历史上的玄奘,绝对不是电影电视里那般懦弱和窝囊的样子,他是个对佛教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物。玄奘于唐太宗贞观三年出发,经西域到印度,往返17年,取回佛舍利150粒、经论657部、金檀佛像7躯。无论是在取经、译经方面,还是在佛学成就方面,玄奘都高居同时代出家人的首位。

实际上,玄奘只是唐朝众多西行求法者的一个。据《大唐求法高僧传》记载,仅唐朝初年,西行求法的就有60人。

以白马寺《四十二章经》为开端、以唐朝洛阳为代表的佛教译经,成为博大精深的唐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唐朝文化的传播,这些汉译佛教经典远及日本、朝鲜等地,为佛教文化在东亚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李红军

陪同记者采访的僧人释性斌说,白马寺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记载着白马寺的历史,也记载着佛教的历史。

这话不假。

白马寺著名大师如琇和尚于“禅诵之余”,“偶拈古迹六事,缀以韵言”,题为《白马寺六景》,从此便有了著名的“白马寺六景”之称。“白马寺六景”包括清凉台、焚经台、夜半钟、腾兰墓、断文碑、齐云塔。由如琇和尚赋诗并楷书的白马寺六景碑刻,现嵌于竺法兰殿门外南侧壁间,记载着白马寺的人文景观。

应该说,当你走进白马寺的时候,无形之间,你就走进了历史,走进了故事,走进了一段厚重的文化。

自东汉创建至今的一千九百多年中,白马寺屡毁屡建,其间留下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

两块石碑 记录佛门历史

白马寺山门内西侧,有一巨大的半截残碑。残碑现高约1.7米,宽1.4米。相传此碑为宋代翰林学士、著名文人苏易简撰,因其碑文不是由上到下一长行通写到底,而是用短行分成几排写出来,别具一格,故称“断文碑”。

山门东侧,为元代所遗存的《洛京白马寺祖庭记》碑。该碑通高3.5米,宽1.15米,碑额“洛京白马寺祖庭记”八字为篆书。此碑立于元代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由元代华严名僧仲华文才撰文,内有“上梦金人,自西飞至,身光炜,以迟旦告所梦于臣下”,“遣遵偕郎中蔡音、秦景等十八人,西访至天竺,遇沙门迦摄摩腾、竺法兰 ”等句子,碑文称白马寺为“祖庭”和“释源”,并说“释源居中天,权舆佛法之地”,实为“腾、兰二神僧开教之绪”。仲华文才后来到了佛教“四大名山”之一的五台山,成为五台山名刹佑国寺的开山第一代主持。这篇碑文,应是他驻锡白马寺时所撰。碑文楷书,字体潇洒工整,丰神秀骨,实为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珍品。

大佛殿是白马寺的主要殿堂,重大的佛事活动,均在这里举行。殿内正中佛坛之上供奉着七尊造像,正中释迦牟尼佛,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像高2.4米。

这里的塑像,据说是释迦牟尼最后一次讲经说法时的形象。此次讲经,他并不讲话,叫做“不语说法”,只用右手拈一朵鲜花,让众人猜测,即所谓“涅槃会上”“拈花示众”。大佛胸口的符号,表示大佛“福德无量”,“万德圆融”,所以身有瑞相,表示“吉祥之所集”,武则天定此符号读音为“万”。

大雄殿殿内两侧供着十八罗汉,这一组十八罗汉都是坐像,形态各异,通高介于1.55米~1.61米之间。西侧有一尊罗汉,头戴花冠,上衣下裙,完全是一副端庄、娴雅的女性形象,而其余十七尊罗汉则削发光顶。有些游人就把他们戏称为“十八罗汉一枝花”。

据传说,释迦牟尼佛为使佛法能流传后世,嘱咐十六罗汉永住世间,分居各地弘扬佛法。佛教传到中国后,十六罗汉成为艺术家创作的题材,后来演变成为十八罗汉。罗汉又称阿罗汉,指的是能断除一切烦恼、不再受生死轮回之苦、能引导众生向善、堪受人天供养的圣者。

齐云古塔 讲述多少传奇

到白马寺游览,不可不到齐云塔。齐云塔堪称我国第一古塔。

齐云塔院位于白马寺山门外东南约200米处。据寺内现存宋代刻石记载,齐云塔初建于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即创建白马寺的第二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砖塔,建于金大定十五年(公元1175年),已有800多年的历史。在古迹林立的洛阳一带,齐云塔是现存古建筑中资格最老的。

据传说,东汉时,明帝刘庄驾临白马寺会见印度高僧摄摩腾、竺法兰。谈话间,摄摩腾问:“寺之东南是何馆室?”明帝说:“很早以前,那里忽然冒出来一个土丘,高丈余。人们把这个土丘铲平,但不久它又冒出来了。土丘会放光,百姓觉得很奇怪,都称之为‘圣冢’。自周代以来,百姓经常到那里去祭祀。”摄摩腾说:“《全藏》中说:如来灭度百年之后,出了个何恕伽王。何恕伽王在世界各地造了八万四千座宝塔,用于安放佛舍利。东土中国有十九处安放佛舍利的地方,陛下所说的‘圣冢’,就是十九处中的一处。”

明帝和两位高僧及百官臣僚同去观看“圣冢”,看到“圣冢”上出现一个圆影,这个圆影就像镜子一样,里面有皇帝和两位高僧的影像。见此情景,众人齐声惊叹。明帝于是下诏,依二位高僧之意在“圣冢”上建起一座九层佛塔,高500余尺,号曰“齐云”。

齐云塔初建时是一座木塔,后经历代兴修。现存的齐云塔是一密檐式方形的砖塔,塔高35米,共13层。齐云塔每层砌砖出檐,由下向上,外形略呈抛物线状。自第六层开始,塔身逐层内收。齐云塔线条柔和流畅,造型别致。因为现存的齐云塔为金代所重修,故又称“金方塔”。

走进齐云塔院,感受到的是与白马寺截然不同的风格。如果说白马寺呈现的是男性的阳刚之气的话,那么齐云塔院呈现给人们的则是典型的阴柔之美。白马寺院内,一派肃穆浑厚,目光所及都是庄严气象。齐云塔院内则是亭台花榭,小桥流水,一派江南风光。

除了上文讲到的“明帝修建齐云塔”的传说外,关于齐云塔还有一个离奇的说法。据说这里原来有一个蛤蟆精危害四邻,让百姓不得安宁,后来一个僧人把这个蛤蟆精制服了。佛家慈悲,僧人没有伤害蛤蟆精的性命,而是让它驮塔赎罪,于是就有了齐云塔。

齐云塔有一个很奇特的地方。你站在塔南约20米处用力击掌,便可听到从塔身发出“哇哇”的声音,好像田野里蛤蟆的叫声,百试不爽。

当地人传说,这声音就是那个驮塔的蛤蟆精发出的。

其实这只是一种回音现象。在当时修塔时,能工巧匠根据声学原理,把塔修成了“回声塔”。齐云塔要比著名的回音建筑——北京天坛的明代回音壁(建于公元1530年)要早350多年。

这齐云塔远看近看不一样,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看也不一样。

远看,中间大,上下小;近看,从下往上缩小。从南看,塔往北倒;从北看,塔往南倒;从东看,塔往西倒;从西看,塔往东倒。

齐云塔诠释的是佛教的一个道理:你所看到的未必都是真的。

齐云塔所在的齐云塔院,1990年被辟为河南省第一座比丘尼道场。

据考证,中国第一个比丘尼是西晋时的净检。

净检是武威太守钟诞的女儿,建兴年间,她听到佛法后心有所动,就想出家。当时中原一带还没有比丘尼,于是她去求见西域僧人智山。智山说:“尼戒大同细异,不得其法,必不得授。尼有十戒,得从大僧受。”净检与另外24人剃发从智山受十戒并在宫城西门建立竹林寺,作为共同修行之所,以净检为师。后来,高僧昙摩竭多建立戒坛,净检等四人登坛受戒,正式成为比丘尼。

从齐云塔出来,恰遇两位满脸无望的女士。她们拦住了释性斌,要求到齐云塔院做尼姑。释性斌说:“出家哪有那么容易?每年国家是有指标的。”

两位女士再三恳求,最终无奈而去。

“想到白马寺出家,哪有那么容易的?”释性斌说。释性斌的话,让我想起白马寺里保存的一位文人写的对联:天雨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门广大不度无缘之人。

但释性斌说,这对联不能概括佛教宗旨。因为佛教讲究的是自度他度,我度度人,佛法无边。

释性斌对我说这一番话的时候,背对着的是草坪,是鲜花,草坪和鲜花后面就是白马寺山门。

在白马寺建寺一千九百多年后的这个夏天,我的目光越过释性斌背后的草坪和鲜花,越过山门和殿宇,仿佛看到东汉时的那匹白马正驮着一座金光闪闪的佛像,缓缓东行……

(全文完)

 

发布时间:2004-11-15